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2016至年中国辽金史研究评述(附21世纪中国学界辽金政治制度史研究回顾与展望+简述近六十年辽金史学研究)【通用文档】,供大家参考。
2016 年到 2019 年之间,辽金史研究领域学术思想活跃,前沿与热点问题讨论异彩纷呈,基础研究与特色研究稳步开展,辽金史研究越来越受到中国史学界的重视。四年间各类成果迭出,初步统计出版学术专著 50 多部,古籍校注与整理 10 多部,大型通史和专史中的宋辽夏金卷、辽金元卷亦有 10 多部,学者个人文集 2 部,年鉴、目录类与通俗类图书 20 多部,在期刊和各种论文集中发表的论文近 2000篇。
一、正统观、中国观与中国性 辽金王朝的正统观、中国观与中国性问题,是辽金史学界一直孜孜以求推进研究的问题,近年的研究成果既有理论层面的探索,也有具体问题的讨论,还有对以往观点的反思和辨析。赵永春近年来一直关注这一领域,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在《“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论辩》(《社会科学辑刊》2017 年第 3 期)一文中认为,宋辽金都自我认同为“中国”,中国古代各个国家政权的名称虽然多而异,但都用“中国”国家的统称连接起来,才使“中国”国家历代相承、连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古代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文明、一个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国家;在《继承性中国:从后人看“中国”中认识“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8 年第 6 期)一文中认为,后人承认辽、金、元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依据辽、金、元自称“中国”的“历史本来面目”,以及辽、金、元均为后来“中国”所继承的“继承性中国”原则而上溯历史得出来的结论。王善军《10—13 世纪中国日常生活中的中华一体意识》(《光明日报》2018 年 4 月 23 日)认为,10—13 世纪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各民族相处时自认为“一家”的意识,这种认同观念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钟焓《北族王朝没有中国意识吗——以非汉文史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 年第 2 期)讨论了蒙古国一处女真文摩崖石刻中“中央金国”与汉文中“大金”的对应关系,认为汉文对译语相当于中国之义的“中原”,反映了“中国意识”在北族王朝政权的国家观念中的传播。狄宝心《仕金辽士诗之夏夷君国理念及人生志趣》(《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9 年第 5 期)分析了金初燕云归顺金朝的辽士所持的中国观,认为他们超越了以中原模式为衡量标准的贵夏贱夷藩篱,认可汉制国制并行、夏夷文化兼容的多族一体,这种不辨夏夷、多族一体的中国观,顺应了北族入主中原、同华不同汉的历史大势。安北江《地缘政治与王朝秩序:8—13 世纪“天下中国观”与“国家认同”演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 4 期)认为,辽宋金各朝打造正统中国的措施,是中国古代“天下中国观”多元化的表现,这也是中国多元一体理念的一次尝试,为元代“中华一体”理念奠定了基础。
关于辽、金王朝的“中国性”与“正统性”,从古到今围绕“华夷之辨”一直存在着争议。江湄《从出使辽金行记看宋人“华夷之辨”》(《文汇报》2017年 4 月 14 日)认为,在辽、金士人眼中,宋朝是“南朝”,辽、金是有着与宋朝争正统之资格的“北朝”,不赞同葛兆光在《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 年)中所论,宋代具有近代国族主义色彩的“华夷之辨”及其“中国”意识,是“中国”认同意识的历史源头和基础的看法,认为宋代以“华夷之辨”为标准的“中国”意识并非历史上“中国”意识的主流,更不是现代“中国”认同的基础。程尼娜《从自称“中国”到纳入“正统”:中国正史中的〈金史〉》(《南国学术》2019 年第 4 期)认为,金、元“正统观”一脉相承,蒙元历朝修《金史》皆为传统的纪传体正史,《金史》被纳入中国正史,标志着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被纳入中国正统王朝的体系。明清以来古今学者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正统 之议未决”是辽、宋、金三史直到元末才修成的原因,是一个误解。
二、内亚传统、内亚性 近年来区域性历史研究越来越热,与北族政权、王朝相关的内亚传统、内亚性、内亚视角成为辽金史研究中具有较大争议的学术热点。作为积极推进“中亚视角”研究的学者,钟焓(郑诗亮《钟焓谈辽史与内亚史研究》,《上海书评》2016年 5 月 10 日)认为,提倡内亚史的研究,有助于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彼此隔阂、缺少交流的封闭局面,内亚史和中国史之间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大幅度的重合部分,研究内亚史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透视中国史的发展走向,亟须一种能够将内亚史与中国史合二为一的历史观,尝试将内亚史打造成沟通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一座桥梁。孙昊《从“内陆欧亚”到“东部欧亚”:区域视域与契丹—辽史研究》(魏志江主编《欧亚区域史研究与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认为,从内亚史视野审视辽史不是简单寻求契丹与“内亚”民族政治、社会、文化现象的共同之处,亦非将辽史置于“内亚性”的解释框架之内,而是要注重探讨游牧—渔猎综合体作为一种社会元素,在辽朝社会体制的建构与维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辽朝是古代中国向内陆欧亚地域扩展历史影响的主要中介者之一。
还有一些对中国学界现行的“中亚视角”“内亚传统”研究持保留态度的学者,江湄《怎样认识 10 至 13 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史学月刊》2019年第 6 期)认为,“内亚史观”有助于我们打开重新观察中国历史的视野,认识中国的多种文化因素。但它或多或少质疑、解构着作为政治和文化统一体的“中国”概念及其连续性的历史叙事,忽视或较少强调贯穿于中国史的超越具体政权的“中国”认同,把那种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多民族甚至多文明的复合型社会看作是人为的、强制的,这与中国学者的情感、政治立场有所冲突。祁美琴、陈骏《中国学者研究中的“内亚”概念及其问题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 年第3 期)指出,目前国内学界对“内亚传统”概念内涵的过分简化的表达与其外延使用并不相符合,即可能导致所谓的“内亚传统”变成一个只是相对于“汉文化传统”或“华夏传统”的伪概念。在亚洲中部地带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社会和经济组织及民族,这样广泛的地区很难以一种均质的“内亚特征”加以概括。可见,如何吸收国外的理论、视角研究中国北方民族的历史还需加大力度不断探索。
三、古籍校注和文字 辽金文献资料匮乏,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这期间辽金古籍校注取得了重大成果,文献学研究呈上升趋势。陈述《辽史补注》(10 册,中华书局,2018 年)的出版堪称辽金史学界一大盛事,该书始撰于 1935 年,直到 1992 年陈先生去世前夕,虽部分书稿已经交付中华书局,但仍未完全定稿。陈先生用毕生精力对《辽史》进行全面订补,采取逐段补注的形式,取材详备,广征博引,不仅有传世文献,亦有碑志石刻、考古资料、民族调查资料,周思永《〈辽史补注〉征引文献》统计《辽史补注》引用各类文献多达九百余种(景爱《陈述学术评传》,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 年),全书共 240 万字。陈寅恪早年给《辽史补注》写序称:《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松之注之附丽于陈寿《三国志》,并重于学术之林。中华点校本《辽史》修订组成员邱靖嘉(《邱靖嘉评〈辽史补注〉:辽史研究的丰碑》,《上海书评》2018 年 6 月 19 日)说,《辽史补注》为我们修订《辽史》点校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校勘信息,是一部值得辽史研究者备置案头时常翻阅的经典之作。苗润博《〈辽史补注〉与史注传统》(《文汇报》2018 年 6 月 15 日)认为,这部书的问世,在某种意义上讲,标志着辽史研究史料体系的基本确立。
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成果,刘浦江主持的中华点校本《辽史》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 年),以百衲本《辽史》为底本,重新覆核全书,对于版本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进行校改,对原点校本的部分校记、标点进行增、删、改,据修订组统计,此次《辽史》修订本附有校勘记 1716 条,改动标点四五百处(单颖文《〈辽史〉修订:一门学科的传承》,《文汇报》2016 年 5月 6 日)。程尼娜主持的中华点校本《金史》修订本于 2019 年底也已付梓,据其《中华书局标点本〈金史〉修订成果概述》(《新果集(二):庆祝林沄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 年)介绍,此次修订《金史》仍以点校本《金史》所采纳的百衲本为底本,通过全面系统的版本复核、文本校订,删、改原校勘记一百多条,新增校勘记数百条。付梓前最后统计,《金史》修订本附有校勘记 2780 多条,新增校勘记占 32%左右,纠正失误标点 200 多处。
这期间出版了三部金代文献的点校本,马振君点校、金人王若虚著《王若虚集》上、下两册(中华书局,2017 年),对《滹南遗老集》作了全面标点、校勘,整理了《尚书义粹》残本,是目前录文最全的王若虚著述整理本。另两部,一是孙德华点校、金人赵秉文撰《闲闲老人滏水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 年),二是任文彪点校、金代佚名著《大金集礼》(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年)。此外,辑校宫词、诗文、舆服、医药等各类资料的成果也相继推出,陈高华点校、柯九思等著《辽金元宫词》(北京出版社,2018 年),胡传志校注《金代诗论辑存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李甍《历代〈舆服志〉图释·辽金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6 年),李良松主编《房山石经医药养生文献集成(隋唐至辽代)·五》(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7 年),薛瑞兆《金代“国朝文派”蔡珪佚文辑校》(《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 年第 1期)等。关于文献学研究的新成果,邱靖嘉《〈金史〉纂修考》(中华书局,2017 年)论述了金代的修史制度,蒙元时期金朝旧臣及元人编纂金史之始末,元修《金史》的史源问题。范学辉《俄藏黑水城金代〈西北诸地马步军编 册〉新探暨重命名》(《历史研究》2017 年第 1 期)对俄藏黑水城文献《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形成年代、背景和主要内容进行了考证,认为应当对该文书重新命名,并探讨了金朝后期的兵制问题。邱靖嘉《晓山老人〈太乙统宗宝鉴〉所见金朝史料辑考》(《文史》2016 年第 2 辑)在这部编纂于元大德七年的数术文献中,发现有 3000 余字关于金代历史的记载,这些金朝史料主要转抄自《金实录》,可视为一篇简明的金朝编年史。
宋人的辽、金行程录是研究辽金史的重要史料之一,近年又有新的整理、修订和研究,如徐苹芳整理、胡峤等著《辽金行记九种·辑本揽辔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年)出版,通行本《揽辔录》仅为此辑本的十分之四,且对辑本进行了标点、校勘,对史实的年月进行了严谨的考证。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 年),在原来所辑 37 篇的基础上,新增加了 10 部出使辽金“语录”和出使诗。相关论文有李贵《楼钥〈北行日录〉的文体、空间与记忆》(《文学遗产》2016 年第 4 期)。研究宋人史籍中辽金史料的文章有苗润博《〈说郛〉本王易〈燕北录〉名实问题发覆》(《文史》2017 年第 3 辑)、孙昊《〈宋会要·蕃夷类·辽门〉研究》(《文史》2018 年第 2 辑)等。
在被称为绝学的契丹文和女真文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亦是辽金史研究的重要特色。契丹文方面,在蒙古学家清格尔泰的指导下,由清格尔泰、吴英喆、吉如何编著的《契丹小字再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 年),共收录迄今发现的 453个原字,从各家研究成果中归纳出比较可靠或值得重视的解读语词 3156 条,收录39 篇小字碑铭及 17 件零星资料,收录图版 262 张,索引部分收录了迄今发现的契 丹语词汇共 10407 条,是国内外契丹小字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女真文方面,刘凤翥、张少珊、李春敏编著的《女真译语校补和女真字典》(中西书局,2019 年)以明朝四夷馆编写的《女真译语》罗福成类次本为底本,校以柏林本和东洋文库本,补充国内外研究女真文字的成果,并将该书中的女真字整理、编号编纂而成,是一部女真语言文字工具书。
学界普遍认为契丹文、女真文的文献、碑刻是研究辽金史的重要史料,运用契丹文、女真文正确解读辽金文献中少数民族语词则是辽金史研究的一个难点。近年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努力学习契丹文和女真文,将其运用到辽金史研究之中。史风春《辽朝后族诸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 年)依据出土墓志和契丹小字的研究成果,对辽朝后族几个主要家族的族源、房属划分、发展脉络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考证,提出的新认识对学界长期存在争议的《辽史·外戚表》的研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傅林《契丹语和辽代汉语及其接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年)探讨了契丹语和汉语相互匹配的规律。这期间发表的论文多是对契丹文和运用契丹文资料进行研究的论文,这与契丹文的碑刻资料比较丰富有关,主要有张少珊《辽代耶律李胡与和鲁斡的封号》(《民族研究》2016 年第 2 期)、苏航《乣音义新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 年第 4 期)、唐均《“札兀惕·忽里”的契丹文还原》(《语言学研究》2018 年第 1 期)、彭鞑茹罕《契丹文史料所见安团将军及割烈司徒名讳考释》(《内蒙古社会科学》2019 年第 3 期)。女真文研究的文章不多见,有孙伯君《神木县花石崖女真文题刻考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 6 期)。
四、制度与政治、外交 辽金制度与政治、外交研究历来是辽金史研究的重点,这期间既有新领域的开拓,又有老问题的新认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