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名人6篇
中国科学家名人篇1
他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修完了美国普渡大学四年的博士学位，他还被中国人民授予一个无比光荣的称号“两弹元勋”。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邓稼先。
1948年，邓稼先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一转眼，一年多过去了，邓稼先取得了别人用四年才能取得的博士学位。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带着满脑子的原子知识和给父亲的两双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祖国。
转眼，已经到了1959年6月，刚刚开始研究工作的邓稼先和他的团队们，遇到了苏联公开违约，撤走专家的大麻烦。中央决定自己动手，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设计的负责人。在遇到了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学时，邓稼先在数学家周光召的帮助下，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邓稼先放弃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虽历经千辛万苦而百折不回，受尽磨难而决不放弃。回国后，“舍弃小家而为大家” 成了邓稼先的真实写照。世人只仰慕成功者绚丽的鲜花，谁会注意邓稼先在大漠戈壁的寂寞，邓稼先成功了，正是源于他那长久默默奉献，任劳任怨的结果。
1985年，邓稼先因长期接触核物质，患上了肝癌。几天之后，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换上了癌症。他无力的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的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却安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的这么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力挽救他的生命。1986年，这位中国的“两弹元勋”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的亲人，他的祖国。
他，肩负着民族的期望和等待,独自行走。只留下一个寂寥而孤独的背影，见证他的坚强不屈。于是，是他，邓稼先，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如一颗璀璨的新星闪耀在世界人的面前。也是他，在毅然返回祖国后，一肩扛下中国核武器研究的重担，告别了城市的璀璨灯火，隐姓埋名在荒僻的大西北干着最粗最苦的重活，浑然忘记自己曾有过家喻户晓的辉煌。也是他，带领堪称中国最优秀的团队，硬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奇迹。也正是他，秉承中华传统的谦虚内敛，创造而不占有，成功而不自居，就这样默默地将一生奉献给祖国，奉献给科学。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中国科学家名人篇2
“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今后我将竭尽全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是钱学森回国前留给美国的一句话。1935年8月，他从上海离开祖国，望着渐渐模糊的上海城，他在心中默默的说;再见了，祖国，你现在豺狼当道，混乱不堪，我到美国去学习技术，他日来为你复兴效劳!4年后，他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那时他就提出了星际航行理论的可能性，引起了科学界极大的轰动，钱学森因此成为美国军方最信赖的科学家之一。
钱学森在美国居住了20年，始终眷念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不止一次的发出“旅客生涯做到何时”的感叹，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时，更坚定了他要回国的愿望。然而对于美国，钱学森太有价值了，想尽一切办法阻挠他，监视，非法拘留，定期查问，试图改变他的思想，都未能如愿。通过他自己写的要求回国的信件为依据，在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下美国政府终于允许他离美回国，这一转眼就等了五年。“我一定能回到祖国，今天我终于回来了”!1955年10月8日，这是钱学森回到祖国说的一句感慨的话。
当时的中国航天事业相当于一片白纸，他上书周总理提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长远规划，根据这份报告，成立了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钱学森为院长，从此这张白纸上便有了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经历。1960年我国第一枚国产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颗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飞行导弹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他直接领导的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研制成功。
1965年钱学森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定我国人造卫星计划，列入国家任务，并在实施过程中许多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贡献了智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70年重量为173千克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响彻全球，这是我国航天事业一个新的里程碑!钱学森以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计算机、质量控制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组织领导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发展做了卓越贡献，对于中国的航天事业，他是领路者，也是发现者，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2002年钱学森出版了‘创建系统学’的著作，在这著作上人们发现这位古昔老人瞄准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2049年。在科学上没有最终的真理，他说:“我没有时间考虑过去，只考虑未来。
”他更看重的是自己走过的道路上留下的财富。它不仅以严谨和勤奋的态度在航空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衣淡泊名利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素质。“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是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对钱学森的颁奖辞，也是他对祖国航天事业卓越贡献的写照。钱学森你的一生让我要学的太多，感动的太多……
中国科学家名人篇3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实施的关键年，一系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科技任务的实施都到了决胜节点。在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看来，未来，中国要培养更多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拔尖创新人才，让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和敢为人先、潜心科研的科学家精神继续传承下去。“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还有很大的差距，还需要更多原创性突破。基本上来讲，我国原创性这方面的研究还不能够完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尖端核心的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也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创造。我们需要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拔尖创新人才，对我而言，这就应该是未来中国教育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中国科学家名人篇4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形成于1950年代，这门新兴学科主要依据连续不间断的古文献，这在全世界，唯中国才可能创造奇迹，其他各国，或因历史中断，或仅有数百年历史，故可缺省为“历史地理”。历史地理学的元老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皆侧重于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前二位还当选中科院院士，但另“半边天”——历史自然地理却是一片荒原。文焕然在1940年代的研究生阶段就明知这是“古今、文理交叉”难度极大，短期内，不但难获得成果，更难被外界认可的学科，得到导师谭其骧教授与竺可桢校长等的支持下，毅然成为一名拓荒者，并矢志不移。
他的硕士毕业论文就是《秦汉之气候》。当然，他只是这一学科领域的后来者。此后，他在任教之余也不忘研究，陆续有相关论文发表。终于在1959年，出版《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既是全球第一部历史气候研究专著，也是历史地理第一部专著。他没有故步自封，一方面不断找寻更多有力证据，另一方面在时段上前伸与后延，地域上扩大到中国东部地区为主，形成《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即“近8000年以来”的遗稿，在历史气候变化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他虽因历史气候研究业绩调京，但既未将他安排到实力雄厚的自然室/气候室，而是担任虚位达6年的历史地理组(独立学科组)担任组长，说明上层对这全国首个正式研究机构的重视。他很快就拿出2篇领衔论文在同年《土壤学报》发表，完成《战国以来华北西部经济栽培竹林北界初探》油印稿，投入黄淮海旱涝调查研究。即使在“_”中遭受迫害，他也是见缝插针地坚持研究，完成了“南竹北移”、“地方病调查”、“历史植物地理”、“历史动物地理”、“南海问题”等紧密结合领土安全/国家经济建设/重大课题研究;也就是说，他开拓的历史植物地理学与历史动物地理学等研究是无心插柳，抓住机遇的成果。
晚年，他以羸弱之躯，坚持研究工作。1980年代，有时他出门累了，顾不上斯文，在路边铺上报纸，与人席地/卧躺继续交谈，探讨问题;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时，他并没有退休，一些研究工作也非他莫属，他出门已不得不携带小板凳以继力，多位专家的追忆中皆提及此罕见之事;居室既是他的病房，也是工作室;最后一天，他的工作就是坚持与《地图集》设计室主任磋商了一上午后，体力不支倒下的，不亚于战士在疆场上倒下，这就是老学者的精忠报国。
中国科学家名人篇5
60年代，我国的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使全国人民为之振奋，使敌视中国的人震惊，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为研制两弹立下不朽功勋的科学家邓稼先是一位为国舍己的人。
1958年，国家下达了研制原子弹的命令。这是一项绝对保密的工作。年轻的邓稼先被选为主要研制者之一。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说：“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死了也值得。”
从此，他开始了秘密的研制工作，人们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一切出头露面的事都没有他参加，连他的妻子和亲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在做什么。他也只能把对亲人的感情埋在心里，过着长期的独身生活。和他同时代的同学，有许多成了有成就有名气的科学家、活动家，他的名字却没多少人知道。
后来，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们仍然不知道邓稼先就是两弹的元勋。有一次，他的好友、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回国探亲，点名要见他。两个人会面后，杨振宁问他在哪里工作，又问起爆炸原子弹的事。他只能回答是在京外单位工作，丝毫没讲自己正是造原子弹的。
长期艰苦工作损害了邓稼先的身体。1986年，他患癌症病逝。一直到报上发布了他去世的消息，全国人民才知道邓稼先这个名字。他不图个人的名和利，舍弃了个人的幸福，几十年默默无闻地为国家大业奋斗，却从不后悔。临终前，他欣慰地说：“我可以瞑目了。”
中国科学家名人篇6
郭永怀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和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等一道，规划了我国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设置。他和力学家们运筹帷幄，认真研究了近代力学的发展方向，制定了学科的近期发展规划和远期奋斗目标，使我国力学学科的面貌大为改观，特别是近代力学科学一起步就有很高的基准，只短短的几年功夫，在某些方面就已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
辛勤培养科技人才
早在回国以前，郭永怀就同谈镐生探讨过回国后如何培养力学人才的问题。回国后，他始终把培养科技人才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1956年，我国恢复建立研究生制度。郭永怀积极筹划力学所的研究生培养。在第一批招生中，他一人就带了5名研究生，以后又亲自带过几批。他主张：培养人才要“言教、身教，以身教为主”。在教学和科研中，他自己做表率，经常同年轻人一道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在培养研究生和助手时，他注重使他们在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两个方面都得到提高。他对年轻人的指导和帮助是启发式的、循序渐进的，重点强调掌握科研方法，提高科研本领，而不仅仅是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在他的培养下，研究生中有不少已成为所级学术领导人或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1957年，郭永怀和钱伟长组织并领导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他除负责研究班的日常组织工作外，还亲自执教，讲授流体力学概论。开课前，他把辅导教员找来，亲自带领他们到有关高等院校的实验室参观，对一些关键问题给予一些启示，再让他们为课程安排一个实验计划，使这门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临毕业前，郭永怀亲自指导安排学员们的毕业论文题目，并设法每周都同辅导教员和学员碰头，了解进展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前后共办了三届，毕业生达290多名。现在这些学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在国防科研单位和重点院校的力学系或力学专业教研室，他们起着顶梁柱的"作用。
郭永怀在培养人才方面不遗余力。1958年，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讲授高速边界层。执教中，每堂课都凝结了他的心血。他评论和分析学者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使初入门的研究人员都深受启发，甚至终生受用。在讲到求解各种形式的N-S方程时，他总是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指出采用什么样的变换有希望获得成功，走哪一条路是徒劳的，会遇到什么问题，症结何在。凡听过他课的人都感到回味无穷。陆士嘉也常常赶来听郭永怀的讲课。她当时曾评价说：“只有他能讲得这样传神。”
郭永怀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将自己比作一颗石子，甘愿为青年人的成长铺路。他深感大批培养优秀人才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培养学术接班人这一艰巨任务在他的工作安排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这一点。1961年，他曾写道：“当前的打算是早日培养一批骨干力量，慢慢形成一支专业队伍。”随后他欣慰地说：“由于几年的工作，已经见到效果。”
献身我国的核武器事业
1960年5月，郭永怀被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九院)，并兼任该院副院长。他在处理好力学所日常工作的同时，把大量精力花费在研制核武器这项对我国政治、国防和科技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业中。在原子弹研制初期，郭永怀主要负责力学方面的领导工作。
在原子弹理论探索阶段，郭永怀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当时在第一颗原子弹采取什么样的引爆方式上存在不同意见，郭永怀通过比较两者的优劣，大力支持“争取高的，准备低的”的方针，即以较高级的“内爆法”作为主攻方向。又如，在炸药爆轰波的理论计算上，郭永怀正确地提出用一维特征线法进行，解决了一大批理论和技术难题。为了使大家了解爆轰学，郭永怀还亲自讲授了爆炸力学。
在爆轰物理试验过程中，郭永怀经常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并协助开展试验。当时，为确定原子弹爆轰聚焦技术方案，争论是很热烈的。年轻的物理学家陈能宽提出了一个难度和风险都很大、但却能少走弯路的聚焦方案。许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郭永怀从力学角度反复估算，大胆支持采纳这个方案。为了配合爆轰试验，郭永怀还指导设计部人员进行不同试验元件的结构设计，使爆轰试验得以顺利进行。
郭永怀十分重视并经常在九院的会议上反复强调核弹的武器化和系列化，指出要努力做好核武器的后期发展工作。在此后的进程中，他一直负责总体结构设计、外型设计以及环境模拟实验的指导与把关。他很早就安排了一系列与武器化有关的预研课题，包括结构设计、外型设计、飞行弹道、物理引信、环境试验项目与设备等。在弹体结构设计中，郭永怀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设想，包括薄壳结构、通用核航弹等。它们都在后来的工作中逐步得以实施，对核武器的轻型化、实战化和系列化以及新原理实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环境试验方面，郭永怀在建立我国核武器环境试验设备及分析研究上起了主导作用。他从技术人员的配备、课题的安排、试验项目的确定和试验设备的筹建等多方面入手，使我国有了一整套大型、精密、试验范围较广的设备，包括冲击、噪声、振动、过载、温湿度、霉菌、盐雾的组合试验设备和大型离心试验机等。他还亲自出马，找有关单位协商研制专门设备。
郭永怀的科研眼光长远，在他心中始终装着武器化阶段的长远计划。他提出动态环境试验要开展随机振动、高速冲击和噪声试验。为了提高核武器的适应性，他提出开展拓宽温度试验。九院当时分工不分家，郭永怀的注意力也常常超出力学领域之外。他特别关心“安全论证”课题的研究。“安全论证”就是研究当飞机投下核武器后，能否以及怎样安全躲过光辐射、冲击波的威胁。为了保证绝对安全，郭永怀极力主张理论计算与模型空投试验结合进行。为此他还亲自过问并参与计算核航弹和氢弹空投过程中的飞行弹道、伞-弹弹道特性。在他的倡导下，经过严格的计算与分析，每次核试验飞机都安全返航。
他对我国核武器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例如，他对核武器系列化发展提出许多建议和设想;他指导进行了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研究、水洞试验以及调研工作;对研究发展潜地导弹也作出了贡献。此外，郭永怀还应两弹结合时期的需要，对我国核武器科研体制提出了重要设想。
1968年10月，郭永怀再次赴青海，筹划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试验工作。在离开青海之前，他对这次国家试验进行过评价发言。当时，试验的理论方面有“过早点火几率”问题;实验方面有设计内球新结构问题;材料加工方面正考虑产品自热和装配贮存问题;在整体系统方面有“弹、伞、机”的协同配合问题。郭永怀从这次热试验的准备情况瞻望1969年和以后的任务，大胆提出今后设计要重新考虑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机动、安全、和小型化指明了方向。12月5日，郭永怀从兰州乘飞机返京。当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时，发生了一等事故，郭永怀不幸以身殉职。
郭永怀为我国的力学事业、国防科技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在回国后的短短12年时间里所做的工作之多令人叹服。他参与了我国小型地空导弹、氢氧发动机和反导导弹的研制;他翻译并出版了普朗特的名著《流体力学概论》，组织翻译了《爆炸力学》;他担任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两个杂志的主编;他是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和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郭永怀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受到人们的敬仰和钦佩。为了纪念他，中国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82年和1990年出版了《郭永怀文集》和《郭永怀纪念文集》。1988年12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院东侧绿荫丛中为郭永怀树立了一尊汉白玉雕像。郭永怀的光辉形象将永存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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