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数字治理理论概念
数字治理理论及其应用的探索
韩兆柱;马文娟
【期刊名称】《《公共管理评论》》
【年(卷),期】2016(000)001【摘
要】数字治理理论是西方公共治理的前沿理论之一，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强调用重新整合、以需求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和数字化变革指导公共部门改革，从而为公民提供更加便捷的公共物品与服务，实现善治。数字治理理论经过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发展至今已具备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其应用领域的探索已从最初的电子治理逐步扩展至更广泛的层面，但与智慧城市领域的结合并未成型，尚处于摸索阶段。本文详细阐释了数字治理理论的理念产生与主要思想，系统梳理数字治理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结合我国政府改革趋势，对数字治理理论的应用情况进行分类探讨，并以民主化、制度化、技术化以及法治化予以规制，力促其健康、稳定发展。
【总页数】18页(P92-109)
【作
者】韩兆柱;马文娟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燕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科
【正文语种】中
文
【相关文献】
1.数字治理理论及其应用的探索[J],韩兆柱;马文娟;2.数字治理理论及其应用的探索[J],韩兆柱;马文娟;3.数字技术在影视后期制作中的应用探索——评《数字影视后期制作》[J],王旭;
徐亮
4.基于BIM的数字化交付与数字化工厂技术应用探索[J],张鹤;陈馨
5.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萍乡学院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为例[J],邱望;梁莉菁;李希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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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数字治理理论概念
数字治理理论
数字治理理论是一种指导管理组织和公共政策的框架，试图引入数据科学和技术方法来重新定义政策制定传统的技术和治理结构。这项理论的核心假说是，大数据技术和计算能力可以加快决策的速度，提高解决复杂问题的效率，并使政策更加智能和有效。数字治理理论包括使用先进技术来收集大量实时数据，使用算法来分析它们，并将结果应用于政策和决策制定。它还支持社会科学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事务发展的影响，并根据反馈优化政策。与其他政策制定技术和方法不同，数字治理理论强调及时反馈，并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提供可执行的改动建议。数字治理的假设是，通过采用数据驱动的解决方案，政府可以更有效地实施政策，提高公民服务，并在日常操作中改进工作流程。此外，它还可以增强政府之间的协作，帮助各国更好地应对变化。
数字治理理论可以帮助政府更快、更准确地处理和识别影响公众利益的因素，并帮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它们。它还可以加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建立沟通渠道，使公众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来。数字治理理论还支持采用先进系统，如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以改善公共运营效率。它还可以通过支持政府的数据分析能力，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快更准确地识别影响公众利益的隐藏因素。
然而，数字治理也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如偏见和安全性问题，以及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有可能忽略技术限制和其他社会因素的问题。另外，数字治理还面临着保护公民权利和隐私的问题，以及如何确保数据安全和准确性的挑战。因此，在数字治理实施过程中，各国政府必须考虑政策规划、监管和管理问题，以确保数据使用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并防止任何滥用和滥用。此外，政府必须制定有效的法律框架，以维护和保护公民权利和隐私，并确保数据保护和安全机制的可行性。
篇三：数字治理理论概念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数字化社区治理的内涵、特征及其实现
作者：林忠心
秦静
来源：《中国管理信息化》2017年第02期
［摘
要］数字化社区的兴起是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出现后的社会信息化的又一个领域。由于治理的信息资源被重新分配和整合，社区组织体系也发生了变革，如治理技术工具网络化、回应居民需求更加及时，导致治理主体关系、权力运行、参与途径以及治理效果等均发生了变化，从而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数字化社区治理模式。本文依据理论和现实，在阐述数字化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试图勾勒出数字化社区治理的大致轮廓，并从治理视角提出对社区规划、伦理规范、参与机制、文化体系和法律制度等进行制度创新，达到数字化社区治理的实现，从而达到以人为本的善治目的。
［关键词］数字化；社区治理；善治；制度创新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02.12［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2-0-031数字化社区治理的理论依据
1.1治理与善治
治理理论自提出以来，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它是指个人、机构、公共或私营在管理公共事务上多种方式的总和。但伴随着治理理论在合作与竞争、开放与封闭、治理性与灵活性以及责任与效率等方面局限性的出现，一种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善治理论正在被学术界所认同。
治理或善治是在总结政治学、古典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经验的基础上，研究除了提供了治理工具自身有关的知识，还分析了政府自身的体制和管理、治理工具运用时所面临的问题和情景，且笔者认为行动者、问题、情景和工具是政府展开治理活动的四个基本要素。
1.2网络治理
网络治理最初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出现的新的治理形式，是指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和个体通过经济合约的联结、与社会关系的嵌入所构成的，以企业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参与者间的关系安排。后延伸为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非政府部门、社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网络治理结构是由各级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企业与国际组织等多元的治理主体，运用现代的信息与网络技
篇四：数字治理理论概念
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的问题与属性
数字时代治理理论与整体性治理理论同源，前者是后者在数字时代的深化发展、具体运用。与整体性治理理论相比，数字时代治理理论有效吸纳了公共行政领域价值理性谱系的一些理论的某些观点，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努力融合自身内部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领域开创“工具—价值理性”谱系。
人类社会由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全面演进这一态势已经明朗，工业时代的现代化逐渐变更为数字时代的现代化。数字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有赖于新法律、新制度及新观念等的支撑，公共管理理论也需要相应的变革、需要新理论的支撑，亦需要“新技术”的支持。
时代演进中的“新旧技术”
与“沉淀成本”
人类社会在工业时代产生了一些含金量极高的管理/治理理论，仅从公共行政学界来看，随着工业时代的推进而持续出现的管理/治理理论较多，如：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行政理论、民营化理论、民主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等，这八种公共行政理论中，前六种是随着工业时代的演进而不断更替、取代前一种理论在公共行政学界的主导地位，整体性治理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均出现于20世纪末，并于21世纪初在公共行政学界呈现并驾齐驱态势。从时代属性上来看，这八种公共行政理论都是工业时代的管理/治理理论。
工业时代的高度现代化会形成“沉淀成本”，这些“沉淀成本”有可能以实体形式存在（如生产设备），也有可能以非物质形态存在（如制度和观念等）。这些“沉淀成本”的存在对数字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形成了阻滞。从公共行政领域各理论的演进情况来看，绝大部分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沦落过程印证了由“新技术”沦为“旧技术”和非物质“沉淀成本”的情况，例如：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行政理论、民营化理论、民主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产生之初都是“新技术”，但时代的演进使这些理论逐渐沦为
“旧技术”、非物质“沉淀成本”。
开创“工具—价值理性”谱系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欧美一些国家及中国等先后开始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演进，不同国家公共行政学界对这一变化的反应存在一些差异，这种差异的最明显表现是欧美公共行政学界出现“分野”：在美国，价值理性谱系中的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取代工具理性谱系中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的主导地位；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工具理性谱系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取代同样属于工具理性谱系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的主导地位。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相比，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都是“新技术”，能够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演进这一宏观时代变迁环境相适应，主要表现为能够有效解决时代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两者产生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演进的过程中，具有“过渡性质”，同时具有工业时代特征和数字时代特征，均是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的重要根基。在数字时代全面来临的宏观环境中，这两者与宏观环境的适应性逐渐降低。由此，构建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形成“新技术”）以推进数字时代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一种客观需求，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的生成回应了这种需求。
从理论渊源方面入手展开分析能够发现：数字时代治理理论与整体性治理理论同源，前者是后者在数字时代的深化发展、具体运用。与整体性治理理论相比，数字时代治理理论有效吸纳了公共行政领域价值理性谱系的一些理论（尤其是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某些观点，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努力融合自身内部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领域开创“工具—价值理性”谱系。这些举措与时代演进产生的需求相符。
近十多年，数字技术已经渗透进世界各主要国家。在这一宏观态势下，迫切需要新的治理理论助推数字时代的全面发展，而且数字时代的全面来临同样要求治理过程中的效率和公平，这就要求新的治理理论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色彩，数字时代治理理论与这些需求相符。可见，与整体性治理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相比，数字时代治理理论与数字时代的适应性明显较高。
与此前的公共行政理论相比，数字时代治理理论是生成于数字时代大环境中的“新技术”，能够助推数字时代（自身）的演进。西方国家正在全面展开的数字治理就是这种理论在西方诸多国家运用于实践中的结果，依托数字时代治理理论展开的数字治理相关制度的构建，是制度完善速度跟上现代化速度的重要表现。这种实践反作用于理论层面，必将推进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的演进，理论的演进则继续作用于诸多国家的数字治理实践，助推这些国家数字治理水平的提升。
效率与公平问题依旧值得关注
尽管数字时代治理理论同时具有工具理性属性和价值理性属性，即同时关注效率和公平，但并不意味着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实践就能够同时实现效率和公平。如果数字治理过程中未能妥善运用这一理论，极有可能既未实现效率，也未实现公平。
从效率方面来看，数字时代治理理论运用于实践过程中并不必然带来高效率，如：一些政府会基于数字政府治理平台向数字治理客体提供数字公共服务，此举使某些数字治理客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获得（数字）公共服务。但必须注意到并非所有数字治理客体（如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或老年人）都能够高效运用数字政府治理平台获取数字公共服务，对这些数字治理客体而言，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的运用并未带来效率的提升，反而阻碍了他们获取公共服务。
从公平方面来看，数字时代治理理论运用于实践能够有效提升诸多国家的治理效能，但必须注意到各国均存在大量非网民及一些“非完全网民”（选择性地使用某些智能设备的公民，如使用网络但不用智能手机的公民），这些治理客体受多种因素影响而不愿意或难以有效运用智能设备获得数字公共服务，这些群体的存在意味着：数字时代治理理论运用于实践过程中，不可能为全体数字治理客体提供数字公共服务。从年龄层面来看，非网民和“非完全网民”中的年轻人较容易转变为网民或“完全网民”，但年龄偏大的人群则较难转变为网民，这些群体存在则意味着数字时代治理理论运用于实践过程中未完全实现公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大对这个群体的相应培训力
度，使其融入数字时代，但这绝非短期内能够实现的目标。
当数字时代治理理论运用于实践过程中但未能有效实现效率与公平时，这一理论就不能被视为数字时代完全的“新技术”，而是一种有缺陷的“技术”。如果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数字时代治理理论必将被另外一种“工具—价值理性”谱系的公共行政理论取代。当然，就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向来看，其在短时间内被其他公共行政理论取代的可能性极小：一方面，公共行政领域当前的绝大部分理论，依然分属于工具理性谱系或价值理性谱系，“工具—价值理性”谱系目前尚未出现其他理论，即除数字时代治理理论之外，尚无任何一种公共行政理论较好地融合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另一方面，数字时代治理理论一直在演进，这一理论在2002年出现“第一波”，2010年出现“第二波”，在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共同努力下，必将催生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的“第三波”。
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第三波”的出现，能够有效强化这一公共行政理论的数字时代“新技术”特征，使之在较长时间内在公共行政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演进有助于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的不断完善，提升这一理论运用于实践之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概率。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今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的研究及实践运用过程中，必将能够助力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的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
篇五：数字治理理论概念
GovernanceTheoryinDigitalAge:Past,PresentandFuture作者：王少泉[1]作者机构：[1]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350001出版物刊名：国外社会科学页码：96-104页年卷期：2019年第2期主题词：数字时代;治理理论;工具理;价值理性摘要：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的演进历经“第一波”和“第二波”,均包含诸多要素。从主题方面来看,这些要素分别属于重新整合、整体主义和数字化三大领域;从政府内外维度来看,这些要素分属“权力结构重塑”和“实现形式设计”两大层面。公共行政学两大谱系倡导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均在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中得到展现,因此从本质属性来看数字时代治理理论是公共行政学中工具—价值理性谱系的开创性理论。数字时代治理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将着力解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非均衡状态,基于数字技术的运用来实现效率与公平。
篇六：数字治理理论概念
数字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韩兆柱;马文娟
【期刊名称】《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00)001【摘
要】数字治理理论（DigitalGovernanceTheory）发轫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衰微与数字时代治理的兴起之际，强调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对公共管理的影响。国外对于数字治理理论的研究以英国学者帕却克·邓利维为主，系统概括公共管理在信息时代的各种变化以及数字治理理论的优势。国内学者对数字治理理论的研究重点在译介以帕却克·邓利维为代表的学者文献，介绍数字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本文在文献调查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数字治理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做出统计分析，按照时间脉络维度，每五年为一阶段，纵向归纳各阶段的核心概念及主要问题；按照空间维度横向梳理东西方关于数字治理理论的相关文献，反映出社会情景对数字治理理论的影响；介绍学者对数字治理理论的五种争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数字治理理论背后的逻辑是否一致？数字治理理论是否会造成政府角色冲突？数字治理理论对治理责任的归属是否明确？数字治理理论是否会加速部门间的冲突？数字治理理论是否算作一种新的理论范式等争论，这些争论推动着数字治理理论的发展。
【总页数】13页(P23-35)
【作
者】韩兆柱;马文娟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北
秦皇岛066004;燕山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北
秦皇岛066004
篇七：数字治理理论概念
数字治理理论
数字治理理论是一个新兴的理论，它源于数字技术，旨在解决政府和公共管理方面的挑战，提高公共管理效率。
数字治理理论的基本概念是，利用数字技术改进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门的运行，以提高效率和效果。它将数字技术和政府政策结合起来，以达到政府管理的最佳效果。它不仅要求政府部门利用数字技术，还要求政府部门建立数字治理的政策和流程。
数字治理理论的关键是数字化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它改变了政府部门的手段，管理和组织，它让政府部门可以更有效地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政策目标。例如，政府可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做出更有效的决策，改进政府的管理效率。
数字治理理论还要求政府部门利用信息技术，改善公众服务，提高公众服务的效率，减轻公众的负担。例如，政府部门可以利用网络和社交媒体技术，改善公众服务，提供更加高效、及时的服务，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
数字治理理论是一个新兴的理论，它旨在利用数字技术改进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门的运行，以提高效率和效果。它要求政府部门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改善公众服务，提高公众服务的效率，减轻公众的负担。
篇八：数字治理理论概念
数字治理理论
数字治理理论是一种新兴的治理理论，指的是利用数字技术来改善政府的管理效率，改善政府的服务能力，并促进政府的公众参与。
数字治理理论的核心是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到政府管理中，以提升政府的管理效率，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推进政府的公众参与。
大数据可以收集、处理、分析、推理政府运行所需的数据，为政府提供准确可靠、实时及时、及时可靠的决策支持。云计算使政府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迅速建立IT基础设施，同时大大提高了政府的IT应用能力。物联网可以实现对实体世界的实时监控，灵活应对环境变化，实现智能化管理，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人工智能可以实现政府机构自动化，提高政府服务能力，并可以实现政府自动审核、自动审批及自动决策等，极大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数字治理理论还包括政府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利用网络技术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服务，让公众参与政府的决策，通过投票、建议等方式，提升政府的民主性和透明性，促进政府的公众参与。
数字治理理论是一种改善政府管理效率和服务能力，推进政府公众参与的新兴理论，在政府管理中应用，可以有效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提升政府服务水平，促进政府的公众参与，从而改善政府的运行状况。
篇九：数字治理理论概念
数字政府治理的研究综述与展望发表时间：2019-05-07T16:39:27.593Z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8月23期
作者：
孙娜卿[导读]紧随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需求，政府治理模式不断革新。构建数字政府顺乎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政治的演变逻辑，是实现智慧政府、智慧治理的最佳选择。从数字治理的整体情况来看（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30387）摘要：紧随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需求，政府治理模式不断革新。构建数字政府顺乎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政治的演变逻辑，是实现智慧政府、智慧治理的最佳选择。从数字治理的整体情况来看，我国正处于数字治理2.0的新时代，数字政府治理平台建设在得到有效推进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本文从文献综述的视角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全面揭示政府数字治理的现状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未来的发展提出展望。关键词：数字政府；数据政务；治理主体；展望
一、引言
当今，人类社会发展到新的转折点，开始迈进网络化、数据化和智能化的新时代。大数据及云计算不仅是一种新技术，还是一种新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并且催生一种新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大数据思维。（陈镇明，2015）[1]20世纪末，我国启动了数字政府治理进程，自启动以来，我国逐渐构建了以政府部门、公益部门、私营部门和公众为参与主体的数字政府治理平台，这一治理平台的建构及优化能够有效打破数字政府治理主体之间及这些主体内部存在的信息壁垒，实现不同治理主体对信息的充分共享、有效整合，助推数字治理2.0时代的“数字中国”建设进程，实现跨层级、跨区域的协同治理，有效解决数字政府治理主体“生产数据却不运用数据”这一问题。[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支撑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建设。“数字政府”是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二、数字政府的概念特征“数字政府”(DigitalGovernment)又被称为虚拟政府或电子政府。数字政府是同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与通讯技术(广播、手机、电脑以及卫星等)、数码技术、芯片技术等相匹配的公共治理方式；同时，它也是同数字化时代公民的基本服务需求和权利诉求相适应的一种公共治理形态。[3]在时代的驱动下，国家提出了大数据发展战略，“数字政府”又被冠以重新的定义：即通过政府部门之间的扁平化和协同化，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引领下，以公众为中心创新服务模式，以政府数据治理推动社会管理的精准化和智能化，从而促进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刘昱婷,2018)[4]
阿莱克斯·彭特兰(AlexPent-land)在《智慧社会》一书中提出所谓的“数据新政”，即把公民自身数据的所有权、控制权和处置权或发布权交给公民个人。李国杰则认为，数据共享是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作为公共财产的政府数据，本质上属于人民，应该在保障国家安全、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的前提下，让这些数据回到人民群众中去”。[5]PatrickDunleavy在2006年提出了“数字时代治理理论”，他认为在信息时代下的数字政府治理具有以下趋势:“整体性政府”、“开放性政府”和“去中介化”，并细致论述了数字政府的特点。
三、我国数字政府发展现状(一)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
虽然世界各地的“数字政府”发展进程不一，但其发展历程及发展规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普遍性。数字政府的一般都是基于部门需要分散、独立建设自成一体的部门政务系统，到统筹开展跨层级、跨部门、跨业务系统的集成整合，再到形成无缝连接的一体化政务网络系统，实现协同办公，建设数字政府。
从我国数字政府的发展历程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电子政务先后经历了“办公设备电子化”“部门业务信息化”“公共服务网络化”三个阶段，现已进入“电子政务一体化”，即“数字政府”阶段，未来将进一步走向“政府服务智慧化阶段”，即“智慧政府”阶段。(王辉，2018)[6]
在产生到发展的这一阶段，无论是实质内容还是核心价值，数字政府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郑跃平认为随着网络的广泛使用以及网民数量的激增，在提高电子政务平台使用率的同时，也促使相关的政务信息和服务的提供实现升级，从静态化转向实时动态化，从单向管理走向双向的、有规律性的更新和互动。公民参与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向电子参与过渡，相应的，一些政府也扩大了对信息通信技术的利用来促进公民参与，从而将电子政务转型为到数字治理。[7]在这一转型阶段，政府做的不仅仅是简单地提供信息和服务，而是要强调以公民为中心的双向互动，即“向公民提供一种能力和权利，让他们自主选择与政府互动的方式”，以公民需求为价值导向；实现多端窗口接入，将社会多样化主体有效集合在一起，使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协同治理理念得到增强。（Oliver，Sanders，2004）[8](二)数字政府网络建设实践特点
1.物质层面网络建设
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建设，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的物质网络系统已经基本建设完成。王少泉在《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的现状、问题及推进途径》中指出这一系统从政府与社会的角度可划分为政务内网和政务外网，从行政级别角度可划分为国家电子政务传输骨干网和地方电子政务传输网；从专业领域角度可划分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等系统的业务网络。[9]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物质层面网络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各层级部门均构建了较为完备的业务网络，随着我国数字政府网络建设的进一步开展，这一网络将覆盖更多的地方政务部门及各级政府，继续保持在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发展中的主导地位。2.组织任务层面网络建设
姚国章认为数字政府是政府不断完善自身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为了满足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管理的需要，政府要提高行政效率满足管理需求，目前的必然选择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信息化手段为载体实现政府的行政职能，还可通过信息化手段优化政府
组织结构和创新工作流程，优化政府的行政效率，比如精简机构，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水平等。[10]该机制与模式能够有效保障政府信息共享的安全性和独立性，因此具有切实的理论价值与现实裨益。(高国伟、杨兴凯等，2008)[11]
近年来，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和广东等一些发达省市持续加大构建公共服务网络方面的投入。这些省市以数字政府治理物质层面网络为依托，以及时、有效地为公众提供其所需的公共服务为目的，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快构建公共服务网络的步伐。与此同时，云南、陕西、新疆等西部省份也加快了构建公共服务网络的步伐，随着我国西部省份数字政府治理进程的快速推进，东西部省份数字政府治理的管理机制之间的差距会逐渐缩小，数字政府治理的网络管理机制逐渐完善。（李娜，2017）[12]
四、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展望(一)推进治理流程的整合与重塑，提升治理水平
Perrietal(2002)提出“整体性治理”的理论，主张通过政府内部组织机构、职能的重新整合，再次强调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的领导和中心地位，将政府重新带回公共服务、公共治理的领域之中，[13]以此来解决现实治理实践中出现的社会
关系破裂，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状况加剧，社会管理中存在真空状态等问题(李强和葛天任，2013)。[14]整合与重塑的具体方式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具体配置，常见的方法有：通过培训公务员、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等方式提高政府的数字政府治理能力；将供给同一种电子公共服务的部门划归同一个部门管理。整合与重塑的目标是一致的：将同一种电子公共服务划归同一类部门供给，尽量避免同一种电子公共服务由不同部门供给。(二)治理主体能力的强化，公民参与的增加
在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在思想意识、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的素质提高是治理进程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在网络治理中，政府作为重要的公共权威
的代表存在，在良好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机制中，与多元主体开展合作、参与社会治理，这是政府机构、职责转型的新趋势，以网络为基础的政府治理模式逐渐成为主流(韩兆柱、单婷婷，2015)[15]在信息化时代，公民的素养和信息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数字政府治理主体的工作方式也应有较大改变，即要求治理主体必须具有较高的管理能力和信息技术等。因此，治理主体需要不定期地接受培训，尤其是信息技术方面的培训，以促进其能力的持续强化，稳步推进数字政府治理建设的进程。更有学者指出，在当今信
息技术快速发展的社会，地方政府的回应性和透明性对地方政府公信力有显著影响(马得勇、孙梦欣，2014)[16]Milakovich(2012)则强调了公民参与和信息技术在这过程中的重要性。从电子政务的阶段性特征来看其发展趋势，数字政府可谓是电子政务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下，对公共服务和供给实现一体化的制度整合和治理形式的创新，公民参与的增多，也有助于数字政府治理进程的稳步推进(三)加快数字政府治理平台建设
以美国的Data.gov项目(2009)、英国的“政府即平台”计划(2015年)以及澳大利亚的MyGov与GovCMS项目(2016)为代表，目前多个国家已经部署开展了“政
府即平台”应用。构建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目标很多，其中快速、便捷地提供公共服务并高效地展开政社互动是十分重要的目标。[17]依托数字政府治理平台，数字政府治理各主体能够在整合各类信息资源的基础上有效地与各治理客体展开互动，切实提升政社互动效能，进而在及时、准确地了解各治理客体诉求的基础上快速、便捷地提供公共服务，使各类治理事务能够及时、便捷地得到在线处理。我国也应借鉴“政府即平台”理念，以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为主线，搭建“数字平台”，各地市可借鉴贵州、浙江、广州等地做法，统一打造具有代表性的“数字政府”服务平台，通过革新理念、技术和机制，加强公共数据统筹和共享，改革完善服务和治理模式，提升服务质量和治理水平。
五、结语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政务”模式的出现对我国的数字政府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使我国电子政务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
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升数字政府治理能力对强化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十分重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数字政府，不仅可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以集约化、一体化建设模式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还能大力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本文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当前我国数字政府发展现状并提出展望，为该研究的继续发展提出参考性意见。参考文献[1]陈振明.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的政府改革述评[J].行政论坛,2015,22(06):1-9.[2]王少泉.新时代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建构分析[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8,(4):36-40.[3]孙志建.数字政府发展的国际新趋势:理论预判和评估引领的综合[J].上海:复旦大学,2011，23(3):3-3.[4]刘昱婷.关于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若干建议[J].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2018,(7):74-77.[5]赵明亮,刘茁卉,李芮等.大数据助力国家治理之道[J].瞭望,2015,(4):56-57.[6]王辉.基于整体性和回应性的佛山市数字政府构建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8.[7]郑跃平,HindyL.Schachter.电子政务到数字治理的转型:政治、行政与全球化——评DigitalGovernance:NewTechnologiesforImprovingPublicServiceandParticipation[J].公共行政评论，2014，(1):170-177.[8]Oliver,E.L.Sanders,L.(2004).E-GovernmentReconsidered:RenewalofGovernancefortheKnowledgeAge.CanadianPlainsResearchCenterandtheSaskatchewanInstituteofPublicPolicy.Regina,Canada.[9]王少泉.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的现状、问题及推进途径[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8,第34卷(6):32-37.[10]姚国章,刘忠祥.大数据背景下的政府信息资源整合与利用[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第17卷(4):20-25.[11]高国伟，杨兴凯，王延章等.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与交换模式研究[J].情报科学，2008，(11):1724-1727.[12]李娜.成都：从“网络问政”到“网络理政”[N]．工人日报，2017-0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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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数字治理理论概念
数字治理的概念
数字治理来源于信息技术发展实践，其理论内涵也随着技术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而不断丰富与完善，更多地体现为治理哲学、体制、机制与技术的统一复合体。数字治理是现代信息技术在政府治理上的创新应用，其本质是对物质城市及其经济社会等相关现象的数字化重现和认识，基于对城市中如人流、交通流、资金流等信息的数据感知、处理与分析能力，优化现有结构和运行效能。此外，治理本身是一种体制机制、决策、监督和实施的综合性概念，所以数字治理不能仅从“数字化”的角度来看，“智能化”才是其根本。从主体方看，要实现智能、自驱动、高效实时的功能；从对象方来看，要解决便捷、效率、连通、公平的问题。这样来看，数字治理必然是系统科学问题，因此数字治理更倾向于数智化治理。
狭义的数字治理主要是指对内提升政府的管理效能，对外提升政府的透明度和公共服务水平，类似于数字政府的概念；而广义的数字治理不仅是技术与公共管理的结合，而且要以发展的、动态的视角去审视政府、社会、企业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是服务型政府以及善治政府建设的要求，是一种共商、共治、共享的治理模式。广义的数字治理既包括狭义数字治理中的内容，还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多个主体，扩大公共参与治理，优化公共政策的制定，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
因此，可以将数字治理定义为政府采取数字化方式，推进数据信息共享和政务数字化公开，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数字治理解决社会发
展的治理命题，即利用数字化手段更加全面地考察政府行政行为产生的效果，采用有效的数据分析方法提高政府对政策和措施效果的精准评估能力，尽可能地辅助政府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价值判断。简言之，就是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赋能，提升社会治理的科学性、透明性、民主性、多元性和包容性，进而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