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全过程人民民主论文题目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范文精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我国近代史的一大重要转折点。下面是店铺带来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篇1：《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道路的路径抉择》
[摘要]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道路进行了理论探索和丰富实践，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作出了路径抉择，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道路;路径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将中国引向胜利之路
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之后，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志士仁人高举爱国图强的旗帜，奋起抗争，踏上救亡图存、改变国家命运的奋斗之路。但是，无论是爱国人民所进行的一系列抗击列强侵略的顽强斗争，还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无论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戊戌变法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发动的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这些斗争虽然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动摇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但是，在帝国主义列强高高举起的利刃屠刀之下，在封建顽固势力对革命人民进行疯狂反扑、残酷镇压之下，他们都未能彻底扭转乾坤，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华民族仍然处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仍然没有摆脱封建制度的禁锢和束缚。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软弱妥协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其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没有将中国引向胜利的坦途。
二、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探索与路径抉择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启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五
四运动中站到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前列，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标志，中国无产阶级从此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需要引路的政党作出回答。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里，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丧心病狂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面对封建势力顽固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状态，面对军阀割据、战乱不断、生灵涂炭的混乱局面，中国共产党要想领导农民这一革命主体在这样的国度里开展革命，就必须对革命的路径作出抉择，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选择一条引领中国革命趋向胜利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革命斗争的实践活动，成功地开辟出了一条符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走过的道路，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所走过的道路，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条走向成功的道路。
对中国革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是在革命实践的探索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加深认识并形成共识的。
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代议制民主制度对封建王权和君主专制制度进行猛烈进击，资产阶级所发动的诸如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无不是以城市为中心而展开的;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背景条件下而引发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如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同样举行的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推翻本国的反动政权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总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重点放在中心城市。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成功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革命规律的一般论述，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寻求革命取得胜利，似乎就应该把通过中心城市进
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作为引导革命成功的必经之路了。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曾经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阻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发展规律的探索和认识。理论上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判断认识还不够深刻，对中国革命道路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因循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经验，一度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在城市领导发动工人运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爆发以及北伐战争，虽然也曾掀起了全国性的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与帝国主义紧密勾结，加之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影响，蒋介石和汪精卫在1927年先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遂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发动的一系列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也接连失败。
惨烈失败的教训，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惊醒，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到底应该怎样走的问题。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爆发之前，中央指示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1]毛泽东也认为起义中“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2]这表明共产党人实际已经开始了革命道路思路的转向，为毛泽东在起义后期把革命队伍转移到农村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按照秋收起义的计划部署，准备在攻取包括湘潭、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安源七个县镇后会攻长沙并夺取之。但起义开始后，进展并不顺利，起义军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先后遭受很大损失。在此紧急情势下，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率领起义部队转移南下，选定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作为革命队伍的落脚点。在初步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后，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开始时虽然也以攻取长沙这样的大城市作为目标，但在遭到挫折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率领革命队伍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做法，代表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思考和判断。以秋收起义为始，中国共产党人
在实践上走上了一条与俄国十月革命完全不同的新型的革命发展道路，开始了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探索，踏上了对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特殊规律以及革命发展道路方向的认识之途。
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3]他强调，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形式、具体道路，不应强求一致，应由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来确定。“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4]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在领导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创造，深刻地论证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立了极具中国革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
在十分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面对敌人的凶残进攻和严酷的形势，党内和红军中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一度滋长蔓延，一些同志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些疑虑和思想障碍困扰着红军，影响着革命根据地的发展。1928年5月，在湘赣边界举行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新鲜经验，强调了建立与巩固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在恶劣环境中坚持对敌斗争并长期存在和发展的疑问进行了明确的回答。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了当时对敌斗争、根据地建设、政权建设和红军及党内思想状况等形势，继续进行理论创新，于1928年10月在湘赣边界召开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并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5]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又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写出报告，[6]这两篇文章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分析和论证了处于白色政权包围环境中的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所谓“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建立革命政权的农村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的密切结合，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途径和必由之路，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适应了中国的国情，否定了照抄照搬的“城市中心论”，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路径。1929年3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给湘鄂西前委的信中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的主要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7]信中明确提出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同年9月，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再次指出，中国革命应该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8]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发展规律的探索正在逐步展开，思想认识在逐渐深化。
1930年1月，为了回应以林彪为代表的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对时局估量的右倾悲观思想，毛泽东给林彪复信，回答他在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此封复信即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毛泽东在信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在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深刻矛盾，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状况的基础上，不但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所倡导的以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错误思想，而且批判了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所谓“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悲观思想，认为这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9]信中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
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10]“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11]现时的红色政权虽然还很小，但中国革命犹如“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12]在这种革命高潮的推动下，“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1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初步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先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这种思想认识，成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发展道路的理论思考和探索，促进了全国各地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革命根据地发展到15块，红军数量发展到约10万人。革命力量的空前壮大，革命态势的蓬勃发展，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可行性。农村革命根据地迅猛发展的局面，展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独特途径，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在实践上为中国革命通向胜利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丰富的革命实践促进着革命道路理论的日臻成熟，理论思考的不断深化和自觉清醒又指导着实践向纵深发展。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鼓舞和激励着共产党人追寻着真理发展的正确方向，期待着进一步完善革命道路的框架设计，以期对革命发展的路径作出更为准确的抉择。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从1936年12月到1939年12月，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先后完成并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文章，从对近代中国国情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分析入手，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进一步从理论上系统地概括和揭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在
理论形态上的完整和成熟。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4]从而把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先占乡村、后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思路和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提炼和概括出来，上升为理性认识，并把它作为革命成功的正确道路而抉择确定下来。
在中国革命道路科学理论的指引下，党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实现了异常迅猛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抗战后期，华北和华中地区的广大乡村控制在抗日根据地军民手中。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逐步实现了分块分片完成农村包围城市并夺取城市的任务。成功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的巨大威力和对革命道路抉择的无比正确性。1949年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转入城市。新中国的诞生，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所抉择的实现民族独立的民主革命道路取得了圆满成功。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抉择的启示意义
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民主革命道路的理性抉择，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具体问题的光辉典范，是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光辉典范，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道路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对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坚持理论创新，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参考文献：
[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41、242页。
[3][4][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1、544、542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是该决议的第一部分。
[6]即《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7][8]《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8、32页。
[9][10][11][12][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7-98、98、98、102、50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篇2：《浅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
摘
要：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在不断创新的基础发展起来的，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问题以及以后去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本文简单介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形成的必然性、目的、理论创新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新民主义革命;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历史意义
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世界就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及欧战结束后的外资企业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到了五四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把中国的实际情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使中国革命走向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问题以及去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国革命的成功，结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中国发展奠定了基础，改变了世界面貌，对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非常重要的。
一、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割占和强行借租土地，划分势力范围，驻扎军队，不断干涉我国的行政和司法权，而当时的清政府昏庸无能，使中国丧失了许多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并没有使中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再加上民族资本的先天不足，重工业的比重不高，技术、设备的缺乏，因此，不得不依赖于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
二、中国走出旧社会、走向现代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
篇二：全过程人民民主论文题目
全过程人民民主申论范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根本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新时代的本质要求与价值取向是“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这是党的领导的根本目标和宗旨。以人为本的“实质性民主”政治制度是民众参与协商的根本保障，也是民主政治发展必然的历史形态，“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种“实质性民主”，其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两种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更好历史形态，其制度用来规范和保障人民依法参与民主协商，管理社会和国家文化经济等相关事务。以保证人民享有更广泛的参与权利和自由，结合具体的国情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幸福的保证。
“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是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人民主体地位的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使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我们当从实际国情出发，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参与协商治理，建立多党合作等一整套的政治协商制度。这套政治制度扎根中国的肥沃土壤、结合我国当前发展的规律和传统的历史文化，有效保证了人民享有充实的参与权利和自由，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
“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了我国“以人民为中心”民主政治的实质。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为了更好凝聚共识，丰富协商形式，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制度彰显了深刻的民主内涵，构成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社会民主政治的一个鲜明特色。
篇三：全过程人民民主论文题目
政权建设论文人民民主专政论文：毛泽东与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设
[摘要]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为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即将在全国胜利的形势，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系统、科学、完整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对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建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设
解放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果敢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进行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为适应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把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推进到人民民主政权，有力地推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成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设的指导思想，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全国政权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毛泽东是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创立者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
产党在各个解放区的政权建设上，逐步采取毛泽东早在1940年就提出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参议会“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推进到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要求，在目前解放区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可以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各级人民政府。同时中共中央在发布五一劳动节的纪念口号中，向全国人民提出建议：召集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全国的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大会决定将晋察冀行政委员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山东渤海解放区民主政府合并，成立了华北人民民主政府。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不仅统一了整个华北解放区，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而且也积累了建立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经验，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准备。
1949年初，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立全国性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条件已经具备。毛泽东在给新华社《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指出：“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用革命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1]这时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
快了建立全国性人民民主政权的步伐，同时在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实践中，也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二、毛泽东是中国人民民主政权性质的确定者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和国民党政权相对立的人民代表会议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新民主主义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1]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2]1949年3月初，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1]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在现阶段的中国，人民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实行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制度是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民主政权的任务是“彻底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
篇四：全过程人民民主论文题目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论文
论人民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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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民民主专政中看中国的昨天，今天，明天
摘要：“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这样写到。如今中国共产党已成立92周年，按毛泽东的说法，它已是老年。作者从文中的“民主”得到思考，本文将分析中国的“民主”，以此来看中国走过的历程并分析中国将民主贯彻下去。
关键词：民主专政；民主制度；分析；
正文：
一．何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在文中提到，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而对于人民内部方面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我们要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将对他们进行制裁。
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核心，即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该文对人民作出了解释。说，在现阶段，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即是人民的内容。而人民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反动派。
二．中国昨天对民主的实施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时期，就可见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联系紧密，可以说是民主早期的雏形。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工作核心即首先要精力组织工人，以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为了人民的幸福，在根据地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产党发展民主政治,在根据地内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减轻了农民所受到封建剥削。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对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斗争，充分考虑了人民群众和平建国的愿望，满载人心，以至于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运动高度发展，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最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建国。而这成功背后的原因正是由于民主政策，民心所向。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毛泽东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新民主主义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中国共产党不断在民主发展中不断摸索。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三．中国今天对民主的实行
新中国建立以后，“民主”的内容不断得到升华，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利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些规定建立了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需要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它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在性质上又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终究只是为维护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垄断利益服务的。只有在崭新的人民民主制度下，人民当家作主，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且这些规定能够便利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利，能够便利人民群众经常通过这样的政治组织参加国家管理，从而得以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内反动派也越来越少，民主内容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科学发展观并不否认经济发展、GDP增长，它所强调的是，经济发展、GDP增长，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人的全面发展。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目的是以人的发展统领经济、社会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相一致，使发展的结果与发展的目标相统一。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共产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新发展观明确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就是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就是要把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人类生活的世界是由自然、人、社会三个部分构成的，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性和谐发展。
但现实情况永远达不到理论的要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居民的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社会先后出现了普遍的不和谐现象。比如城管暴力执法，强拆，医患纠纷，老人摔倒路人反被讹诈，官员腐败等等一系列问题。民主似乎离咱们越来越远。当食品出现问题，医疗得不到保障，教育不公平现象时有发生，关系民生的多数问题都不能得到良好的保障，人们对国家的一系列所谓“民主”政策不以为然。
确实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我国的民主程度还远远不到位，起码的民意还不能得到真实的反映和正确的体现。人民的意志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程度。践踏民意，践踏人权的做法普遍的不能再普遍。这些事情的出现在我国常被我国的理论工作者归结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因，因此有人说：“社会主义是个缸，初级阶段是个筐，污七杂八往里装”。
四．中国明天对民主的实行的建议
中国要实现真实的民主化、法治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虽然其间的曲折和代价是我们所无法预测的，但结果是可以肯定的，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真实的民主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出现，我们应对此充满信心。
那么，具体应以什么方式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呢？
我认为首先得依赖于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和权利运行机制。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和权利运行机制是民主权利得以真正落实的最有力的保障。我们决不能把民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某些领导人的人格上，因为这样的民主随意性很强，且十分的不稳定，远不及“法治”来得稳定与可靠。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打破“法定一党领导制”，这是我们民主制度难以推进的一个根本性障碍。任何党派都不应凌驾于国家之上，人民永远有进行选择的权利。而且这一权利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剥夺。在任何问题的选择上，要保证其真实性，都不能进行一步到位的、只有一次机会的选择。这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这样的选择其后来只能是强加给人民的，并不能代表真实的民意。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实是当时的中国人民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但当时的那一代中国人履行了他们神圣的选择权，而其后中国人的这一权利却被以此为借口给永久的剥夺了，这是不科学、不公正的，也是不民主的，人民永远有再选择的权利，这一神圣的权利永远不能被剥夺，所以必须打破这伪民意的“法定一党领导制”，揭去它那一层虚伪的神圣光环，给予人民重新选择的权利。
具体来说，就是要打破和结束党政合一、党政不分的局面，使党权退回到政权之下，还权与国，还权与政，还权与民。
党政不分给我国的民主化进程预设了制度性的巨大障碍。由于党政不分导致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一切，它实际上也拥有行政、司法和立法等最高政治权力。美国的政治学家皱谠对中国的政治结构有过一个概括的说法，叫“全能主义政治”，也就是说，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和政府的权力是合在一起的，而且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这一种政治权力的管理或控制之下，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以至每个人的生活。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党管组织工作（即干部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事实上一党统治的基础，具体方式上就体现为党政双轨制。党政双轨制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我国的公职人员数量激增，形成了我国和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权利组织体系中出现的党政两套班子的特有现象，严重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我想这总不能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吧。而且更重要的是，党管干部导致了干部只对组织负责，也就是只对上负责，而不对民众意愿负责的组织路线。这必然导致对民意的漠视和对民主力量的压制。孙中山先生和邓小平都曾先后对党管国家，党国不分、党政不分做出过总结和批评。邓小平说：“党管一切就会变成党的组织干部领导一切，最后变成书记管一切，直到一把手管一切，最终形成个人专断。这样，当党的领导路线正确时，当领导人的决策正确时，国家有幸，人民有幸；反之，国家遭殃，人民遭殃”。
这种状况无论如何都不能适应新世纪“法治中国”、“市场中国”、“民主中国”的需要了。比如，民主政治的发展必然推动国家干部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但各级党组织的干部选拨永远只是党内事务，别人无权干预和过问。这样一来，如果继续实行党政双轨制，如果继续坚持一党领导制，那么人民选举出来的任何结果始终都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因此，中国人民要想获得真正的民主选举权利，党政双轨制、一党领导制必须废除。中国共产党必须从直接领导国家事务中退出来，而是通过参加公正的普选和竞选的方式取得各自相应的国家职务，形成没有党派的、统一的国家权力组织体系。国家公职人员也要按照人民的意志和自己的判断管理国家事务，履行自己的正当职责，不必唯党是从，唯组织是从。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派意志与人民意志的冲突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民主问题，才能真正实现还政与国、还政与民。到这时，只有人民意志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任何党派的意志只有通过人民意志的检测后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人民的意志高于任何党派的意志。否则，任何党派只能是下野，之后或是顽守到底，永远被人民所抛弃；或是改变策略，争取人民的再信任与再支持。由各党派自己选择。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考验一个党派或组织是不是代表真实的民意的，也只有让人民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其是不是代表真实的民意的，而不用自己整天喋喋不休的说自己是惟一代表人民利益的。而且这种证明不应该是一次性的证明，而应是一种反复的证明；因为只有反复的证明，才能保证其永远的真实性和是公正性。
我们坚信，真正自信和有底气的党派和团体是不会害怕真实的民主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真正代表民意的力量是不会被人民所抛弃的。只有伪民意才害怕真实的民主，才害怕为人民所抛弃。“从来就只有不到位的制度，而没有不到位的人民”！以什么条件和时机不成熟为借口的托词是站不住脚的！
然而，如果其真的代表的只是伪民意，实行的是假民主，那“纸也是包不住火的”。历史总会还事实以真相，真实的民主是压制不住的，这一天迟早是要到来的，潮流是不可抗拒
的，“真理永远不可战胜”！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那样“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认为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面对现实，承认现实，实事求是，顺应时代大潮，还政与民的时候了。所谓“亡羊补牢，犹未晚也”。要想不被人民所彻底抛弃，只有自觉还政与民，给予人民以真实广泛的民主权利，努力提高自己的执政水平和其广大党员的素质，也只有这样，才能挽大厦于将倾之际。生死存亡，全在与此，现在该是中国共产党人就此做出决断的时候了。
然而，我们清楚的知道，没有那一个统治阶级或集团会自动让出其统治权力和地位。民主从来都是靠人民自己争取来的。所以，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应该积极组织起来，努力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不断向统治集团施加压力，冲击我国保守的权力运行体制，或者从经济、文化上不断冲击我国不合理的各项社会制度和虚伪的文化宣传，以推动我国社会的改革步伐和民主化进程。
面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未来，虽然困难重重，但目标明确，结果确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加上民间资本和民意的进一步整和，民主的力量正在迅速成长。
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将是一个可以预见的为期不远的确定的结果。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曾就此指出：“现在中国的发展遇到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青年一代越来越多的信仰自由、民主的思想。而二、三十年后，这些人将全面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事务。那时，中国极有可能政权更迭，国家发生巨变，民主的力量将得到全面的胜利”。我认为这一论断极为中肯和有远见。我们可以将这一论断作为对中国民主制度的一个前景性预测，同时作为我们的希望和指导思想，最终走出一条中华民族百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一条自由民主之路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国到底需不需要民主》，新华网
3.《中国近代民主发展论述》，百度文库
篇五：全过程人民民主论文题目
论全过程?民民主坚持?民主体地位，坚持?法为了?民、依靠?民、造福?民、保护?民，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法?作步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现代化、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法治保障。中国?民素来热爱民主、尊崇民主。我国全过程?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全过程?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是全链条、全?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泛、最真实、最管?的社会主义民主。
?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民当家作主，要看?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民有没有?泛参与权；要看?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要看权?运?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是否真正受到?民监督和制约。对照这四条标准，我们完全可以有底?、有信?地说，我国全过程?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是全链条、全?位、全覆盖的民主，是保障?民当家作主的最?泛、最真实、最管?的社会主义民主。当前，发展全过程?民民主，需要我们进?步增强中国特?社会主义民主?信。我们不必理会外部少数?的指?画脚，不要套?西?的政治逻辑来解读我国的政治实践，更不要把所谓的“普世价值”作为衡量是?曲直的标准。全过程?民民主究竟有哪些优势，中国?民??才最有发?权。
江?就是?民、?民就是江?，我们党打江?、守江?，守的是?民的?。我们党始终代表最???民根本利益，与?民休戚与共、?死相依，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决定了党的领导是?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使全过程?民民主始终姓“社”，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向，在实际运?过程中不跑偏、不?样、不变形；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为全过程?民民主提供最可靠的制度保障；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将亿万?民群众有效组织起来，依法有序参与全过程?民民主实践；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国家机关充分反映?民意愿，从?使?民当家作主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全过程?民民主的核?是“?民”，它揭?了?民当家作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的?命。我们坚持?民?场，实?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体现?民意志、保障?民权益、激发?民创造活?，?制度体系保证?民当家作主。可以说，“?民”这两个字，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最鲜亮的底?。正是在???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全过程?民民主才能不断发展完善。???民群众不仅是全过程?民民主最积极的建设者、参与者，也是最忠实的维护者，更是最?的受益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发展全过程?民民主，必须把以?民为中?作为根本出发点，要依靠?民、为了?民。我们要继续推进全过程?民民主建设，把?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各个层级?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民对美好?活向往的?作上来。
篇六：全过程人民民主论文题目
人民民主专政论文中国特色论文
摘要：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可做，既有运用新材料、探索新领域、获得新成果的可能，也有对现有成果进行分析评价、去粗取精、消化吸收的必要。
一、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特色
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创造出的一种新型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它既具有一般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性质，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孙建华、蒋明敏主要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我国人民专政的中国特色，认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中国特色在于：一、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法，明确了“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范畴是不同的，并从哲学层面规定了“民主”和“专政”在国家政权中的构成形式，从而辩证地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政治术语。二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指明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社会各阶级构成形式，阐明了新中国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
二、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民主和专政存在的必要性
如今对于一些人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或者说，一些人企图通过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改变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
度。梁柱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庄严地载入了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这是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的保证，是决不允许任何人违背和践踏的。
王伟光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学术层面入手，分析其理论依托、基本观点，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民主与专政实质上只不过是构成国家本质属性的两个方面。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
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座谈会上，专家们认为人民民主和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种成对的规定，它们相互支撑、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共同支撑起保护全国各族人民根本权利和根本利益的大厦。
邓纯东、辛向阳也认为，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建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直强调的，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能够有效捍卫国家根本利益，这是正义的事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人民民主专政过时了，或者说治理现代化就替代了人民民主专政，恰恰相反，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牢牢地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基础之上。
三、人民民主的时代内涵与实质
杨光斌、李冬认为人民民主是一种“人民性”理念或“政治正确”表达。在中国，“人民民主”是衍生于这一概念（人民民主专政）之下的又一中国特色的词汇，等同于“人民主权”即人民当家作主，意味着理论上的一种“人民性”主张或者说政治正确的表达，“人民民主”只不过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政治正确的说法，是民主理论的最高抽象，也是现代政治的一种合法性表达，是权力正当性的象征，而不是指具体的民主制度或民主形式。
王长江认为人民民主即社会民主。人民民主，或曰社会民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里所言的民主既是民主趋势、民主理念，还包含民主制度、民主实践等多种层面，因此仍然是一种特定领域里（社会基层）的宽泛民主概念。
林尚立、赵宇峰认为，人民民主是中国国家建设的民主形态。在实践中的人民民主更多地体现为以保障人民利益为取向的国家政权体系的确立与完善。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体系的确立，为人民民主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基础与制度保障。然而，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对人民民主的建设和发展则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成为积极的保障力量，也可能成为消极的阻碍力量。
赵中源认为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一种政治民主的理想境界，也是一种国家治理的根本方式，是充分保障民权，汇集民意，在党的领导下，人民自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范式。
四、人民民主专政与阶级、阶级斗争的关系
蓝蔚青认为对当今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必须采取慎之又慎的科学态度，决不能作简单化的分析和口号化的表态。必须坚持把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作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依据，决不能从己经达到的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退回到搞“阶级斗争”治国的老路上去。
张新城认为是不是承认存在阶级、阶级矛盾与要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同的两回事。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主要的错误倾向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而现在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不承认还有阶级矛盾，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不承认有阶级斗化。
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座谈会上，专家们认为坚持阶级分析、人民民主专政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坚持阶级分析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客观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既不夸大也不低估；正确使用人民民主专政手段，既不手软也不过度，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选择。
王广认为，在学术理论的讨论中，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公正全面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决不能乱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签。不能把关于阶级问题的研究说成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说成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刘书林认为阶级斗争虽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了，更不能说国际间的阶级斗争不存在了，新时期，阶级斗争的存在仍然是一个现实，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不但要讲，而且要用。
五、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
王泉、郭圣福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根据地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历史形态，属于无产阶级专政范畴。现在我们理解“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践过程进行总结时，既要承继过去那些至今看来仍然是正确的观点，又要剔除那些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看法，更应有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点的新认识。刘山鹰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从特定的角度和含义去理解才是准确的。对于任何重大的政治观点，只有把它放到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才能了解其准确含义。他还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从其理论来源看，它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它属于新民主主义，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需要一个资本主义的大的发展。与此相适应，它需要在政治上联合资产阶级，因而资产阶级被毛泽东列入人民的范畴，所以中国的国体被规定为人民民主专政而非无产阶级专政。
王小龙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由社会主义向更高阶段发展过渡时期的最主要特征，我们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时间问题，既看到改革目标的明确性和动态性，也看到改革过程的持续性和长期性，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下的不断改革。
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座谈会上，专家们认为宪政派的所谓“宪政改革”，其要害就是把专政与民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那些“宪政派”一直以改革派自居，而给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其实他们才是一股货真价实的反改革、反开放的社会势力。
七、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
刘润为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和其他方面的上层建筑建设，切实把人民民主专政落到实处，切实保障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而不是用法治来代替人民民主专政。
而徐宝军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出现了以私营企业
主为代表的新的六大社会阶层，因此在人民民主专政下人民民主的主体和阶级专政的主体都是劳动人民，在国家政权已经巩固的条件下，对阶级敌人的镇压不再依靠“阶级专政”或“群众专政”的手段，而通过制度和法律来实现“专政”。
由此可见，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可做，既有运用新材料、探索新领域、获得新成果的可能，也有对现有成果进行分析评价、去粗取精、消化吸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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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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